中國證監(jiān)會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發(fā)布證券違法犯罪指導性案例
202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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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1日，中國證監(jiān)會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發(fā)布8宗證券違法犯罪指導性案例。本次聯(lián)合發(fā)布指導性案例，既是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有關資本市場監(jiān)管執(zhí)法決策部署的具體舉措，也是近年來行政執(zhí)法與刑事司法標志性成果的展示。本批案例包括4宗證券刑事犯罪案例和4宗證券行政違法案例，其中行政違法案例選取了欺詐發(fā)行、信息披露違法、操縱市場和內幕交易等重點案件類型中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件，彰顯“零容忍”、嚴監(jiān)管理念。刑事犯罪指導性案例涵蓋證券犯罪的主要類型，體現(xiàn)依法從嚴懲治證券犯罪的司法態(tài)度，明確證券犯罪疑難問題的辦案要旨。
下一步，證監(jiān)會將落實好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深入推進新“國九條”和資本市場 “1+N”政策文件落地，強本強基，嚴監(jiān)嚴管，強化監(jiān)管執(zhí)法政治擔當，不斷提高違法違規(guī)線索發(fā)現(xiàn)能力，提升辦案質效，繼續(xù)與司法機關、金融監(jiān)管部門等相關各方凝聚合力，持續(xù)鞏固并不斷加強資本市場執(zhí)法高壓態(tài)勢，共同護航資本市場高質量發(fā)展。
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劉某某等
信息披露違法違規(guī)案
（指導性案例 1 號）
【關鍵詞】
上市公司 財務造假 新舊證券法銜接
責任人員區(qū)分處理
【處罰要旨】
本案為首批跨越 2019 年修訂的《證券法》（以下簡稱 “2019 年《證券法》”）的施行日期，并適用新法懲處的重大
財務造假案例，通過大幅提高違法違規(guī)成本、嚴懲“首惡”、 突出“關鍵少數(shù)”責任，向市場傳遞“零容忍”鮮明信號。 同時，在 2019 年《證券法》的處罰力度較 2005 年修訂的《證 券法》（以下簡稱“2005 年《證券法》”）顯著加重的情況下， 本案綜合責任人員在信息披露違法中決策、組織、參與、知 悉以及其他未勤勉盡責等情況，合理判定其與違法行為的關 聯(lián)程度，劃分責任梯度，實現(xiàn)過罰相當、精準執(zhí)法。
【基本案情】
（一）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2016 年至 2019 年年度報告虛增營業(yè)收入、利潤總額
甲公司通過虛構境內銷售業(yè)務、高報出口貨物銷售額等 1方式虛增營業(yè)收入和利潤總額。甲公司 2016 年至 2019 年年
度報告分別虛增營業(yè)收入 22.98 億元、21.40 億元、20.12 億 元、6.41 億元，分別占當期披露營業(yè)收入的 40.32%、26.68%、 27.18%、12.22%。2016 年至 2019 年年度報告分別虛增利潤 總額 7.73 億元、8.69 億元、9.06 億元、2.31 億元，分別占當 期披露利潤總額（按絕對值計算）的 88.24%、98.67%、 192.78%、99.37%。
（二）甲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年度報告、2019 年半年 度報告虛增貨幣資金
甲公司通過財務不記賬、虛假記賬、偽造銀行單據(jù)等方 式虛增貨幣資金。甲公司 2016 年年度報告虛增銀行資金
24.40 億元，占當期披露貨幣資金總額的 68.69%、凈資產(chǎn)的 32.95%；2017 年年度報告虛增銀行資金 15.98 億元，占當期
披露貨幣資金總額的 37.79%、凈資產(chǎn)的 20.04%；2018 年年 度報告虛增銀行資金 26.07 億元，占當期披露貨幣資金總額
的 76.93%、凈資產(chǎn)的 31.17%；2019 年半年度報告虛增銀行 資金 20.15 億元，占當期披露貨幣資金總額的 72.80%、凈資產(chǎn)的 23.84%。
（三）甲公司 2016 年至 2019 年年度報告未披露關聯(lián)交 易
甲公司控股股東乙（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公司”） 2實際控制兩家公司，系甲公司關聯(lián)法人但未披露。2016 年度
至 2019 年度，未經(jīng)甲公司決策，在乙公司總裁劉某某 2 的 直接指揮下，甲公司與乙公司實際控制的上述兩家關聯(lián)法人
發(fā)生 321.32 億元資金往來。甲公司對于上述往來未記賬，未 按照規(guī)定披露關聯(lián)關系及關聯(lián)交易，導致 2016 年至 2019 年 年度報告存在重大遺漏。
甲公司實際控制人劉某某、時任董事長劉某某 3、總經(jīng) 理萬某某、財務總監(jiān)周某某、董事會秘書劉某某 4 決策、組
織、參與財務造假，是對甲公司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直接負責 的主管人員。甲公司其他時任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中， 監(jiān)事會主席王某某、邱某某，董事、副總經(jīng)理黃某某，副總 經(jīng)理謝某某知悉甲公司財務造假卻仍然簽字保證甲公司定 期報告真實、準確、完整，其余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 簽字保證甲公司相關定期報告真實、準確、完整，且無法證 明自身已對相關信息披露事項勤勉盡責，是甲公司信息披露 違法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此外，除了甲公司董事、監(jiān)事、 高級管理人員外，乙公司總裁劉某某 2 在劉某某安排下挪用 甲公司資金，時任甲公司家具工程部副總監(jiān)胡某某實施虛構 銷售業(yè)務，時任甲公司財務副總監(jiān)陳某某明知財務造假而作 為會計機構負責人簽署甲公司財務報告，以上三人行為均與 甲公司相關信息披露違法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是甲公司信 3息披露違法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劉某某作為甲公司實際控制人，決策、安排甲公司資金 轉移至關聯(lián)方且未披露，指使甲公司財務造假。劉某某的行
為已構成 2005 年《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三款和 2019 年《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款所述指使從事信息披露
違法行為情形。
【處罰結果】
2021 年 10 月 18 日，中國證監(jiān)會作出〔2021〕81 號行 政處罰決定和〔2021〕18 號市場禁入決定，認定甲公司違反
2005 年《證券法》第六十三條、2019 年《證券法》第七十 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構成 2005 年《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2019 年《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款所述違法 行為，決定對甲公司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 600 萬元罰
款；對劉某某給予警告并處以 930 萬元罰款，其中作為直接 負責的主管人員罰款 30 萬元，作為實際控制人罰款 900 萬
元；根據(jù)任職時間、履職情況及涉案程度等，對劉某某 3 等 16 名責任人員依據(jù) 2019 年《證券法》給予警告，并處以 60 萬元至 450 萬元不等的罰款；對邱某某等 2 名責任人員依據(jù) 2005 年《證券法》給予警告，并分別處以 15 萬元、20 萬元 的罰款。同時，對劉某某采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對劉 某某 3 等 4 人采取 5 年至 10 年不等的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訴訟情況】
【訴訟情況】
本案當事人未提起行政訴訟。
【焦點問題】
（一）關于違法行為跨越 2019 年《證券法》施行日期 的法律適用
2019 年《證券法》于 2020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本案 甲公司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發(fā)生在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甲
公司 2019 年年度報告披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即在 2019 年《證券法》正式施行之后。因此本案涉及違法行為跨越 2019 年《證券法》施行日期的法律適用問題。
《立法法》確定了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性原則，《行政 處罰法》亦規(guī)定實施行政處罰應適用違法行為發(fā)生時的法
律。因此，對于跨越 2019 年《證券法》施行日期的兩段違 法行為首先應當分別評價。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對跨
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xù)犯罪、連續(xù)犯罪以及其他同種數(shù) 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高檢發(fā)釋字〔1998〕6
號）相關精神，對于跨法的繼續(xù)犯、連續(xù)犯或同種數(shù)罪，適 用新法一并追訴，但新法比舊法更重的，應酌情從輕處理。
舉重以明輕，對于跨法的連續(xù)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可秉持同 樣做法，即在分別評價的基礎上適用新法一并處罰，并將部
分違法行為發(fā)生在舊法時期作為整體量罰的酌定因素。 本案中，一方面，甲公司連續(xù)四年因財務造假導致信息
披露違法，且于 2021 年 3 月因觸及交易類退市指標被終止 上市，給投資者造成重大損失。另一方面，2019 年《證券法》 大幅提高了信息披露違法的法律責任，鑒于甲公司四年信息 披露違法中僅 2019 年年度報告披露于 2019 年《證券法》施 行日期之后，故在對甲公司整體適用 2019 年《證券法》的 同時，可酌情從輕處罰。在 100 萬元至 1,000 萬元的法定罰 款幅度內，最終對甲公司處以 600 萬元罰款。
（二）關于信息披露違法責任人員的認定
本案對甲公司信息披露違法責任人的行政責任認定，有 兩個特點：
一是嚴懲“首惡”，突出“關鍵少數(shù)”責任。首先，劉 某某作為甲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實際控制人，在 2017 年 5 月前
擔任甲公司董事長，并在離任后繼續(xù)主導甲公司重大事項的 管理決策，是甲公司的實際領導和決策核心。甲公司的系統(tǒng)
性財務造假行為，與劉某某利用實際控制人地位指使信息披 露違法以維系控股股東資金鏈等利益具有直接因果關系。本
案依據(jù) 2019 年《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款，對劉某 某作為實際控制人罰款 900 萬元，超過對甲公司 600 萬元的
罰款，同時對劉某某采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彰顯了嚴 懲“首惡”的執(zhí)法理念。其次，本案將組織、參與財務造假
6的時任董事長、總經(jīng)理、財務總監(jiān)、董事會秘書等“關鍵少 數(shù)”認定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分別處以 250 萬元至 450 萬元不等的較重罰款，并給予相應年限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突出了對財務造假中“關鍵少數(shù)”的從嚴追究。
二是劃分責任梯度，體現(xiàn)過罰相當。根據(jù)責任人員與甲 公司信息披露違法行為之間的具體關聯(lián)程度，本案將行政責
任由高到低劃分為決策指揮、組織實施、直接參與、知悉或 應當知悉、雖不知悉但未勤勉盡責等五類情形。之后再根據(jù)
不同人員具體身份職責、涉案程度等，在每一層次中進一步 明確責任大小，罰款金額分梯度精準認定。其中，對于不參
與甲公司日常經(jīng)營且不知悉涉案造假行為的相關董事、監(jiān) 事、高級管理人員等的責任認定，主要考察其是否勤勉履職
以及對信息披露違法的主觀過錯程度。本案中，甲公司長期 系統(tǒng)性財務造假，內部治理失效，自 2019 年以來因“存貸
雙高”屢次被媒體質疑，2018 年年度報告被證券交易所問詢， 2019 年財務報表被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
報告。甲公司的上述異常情況均與其虛增營業(yè)收入、利潤總 額以及貨幣資金的違法事實密切關聯(lián)。相關人員對異常情形
未予以應有關注，更未進行必要、審慎核查，卻簽署確認意 見保證甲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實、準確、完整，存在明顯
過失，屬于未勤勉盡責，應承擔相應行政責任。
【指導意義】
（一）遵循跨越新法施行日期案件的法律適用的基本原 則
本案進一步明確跨越新法施行日期案件法律適用的基 本原則，即必須嚴格遵循《立法法》《行政處罰法》相關規(guī)
定，同時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新舊法律 適用司法解釋的精神。鑒于執(zhí)法實踐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違法行為始
于新法施行前、在新法施行后仍具有繼續(xù)或連續(xù)狀態(tài)，對跨 越新法施行日期案件適用新法進行量罰時，應當考慮違法行
為在新法施行前后持續(xù)的時間長度等因素。若主要違法行為 發(fā)生在新法施行前，而新法規(guī)定的責任較重時，應當著重考
慮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和行政處罰合理性，參照刑事領域有 關規(guī)定，在新法的量罰幅度內酌情考慮相關從輕因素量罰。
（二）依法精準認定信息披露違法責任人員
2019 年《證券法》提高了量罰幅度與自由裁量空間，這 對精準認定、合理量罰提出更高的要求。中辦、國辦《關于
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指出，堅持分類監(jiān)管、 精準打擊，全面提升證券違法大案要案查處質量和效率，加
大對證券發(fā)行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jiān)事、高級 管理人員等的追責力度。本案為如何用足用好行政處罰的
“財產(chǎn)罰”和“資格罰”、實現(xiàn)責任主體的精準追責進行了 有益的探索。一是遵循嚴懲“首惡”、突出追“關鍵少數(shù)”
的執(zhí)法理念。二是按照精準執(zhí)法的要求，根據(jù)上市公司董事、 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履職情況，與信息披露違法之間的關 聯(lián)程度，以及其他人員參與、實施違法行為的深度，綜合對 信息披露違法所起作用、知情程度、工作職責、專業(yè)背景等 方面，劃分責任梯度，合理認定責任人員的行政責任。
【相關規(guī)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2015 年修正）第九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2021 年修訂）第三十 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2021 年修訂）第三十 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05 年修訂）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八條、第一百九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19 年修訂）第一百九十 七條、第二百二十一條
《證券市場禁入規(guī)定》（證監(jiān)會令第 115 號）第三條、 第五條
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某等
欺詐發(fā)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guī)案
（指導性案例 2 號）
【關鍵詞】
欺詐發(fā)行 財務造假 IPO 科創(chuàng)板
【處罰要旨】
本案欺詐發(fā)行行為跨越 2019 年修訂的《證券法》（以下 簡稱“2019 年《證券法》”）的施行日期，應當適用 2019 年
《證券法》進行認定處罰。同時，個別當事人既是欺詐發(fā)行 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又利用實際控制人身份組織、指
使違法行為的，應當依法分別處罰。對于不具有董事、監(jiān)事、 高級管理人員身份的人員，有證據(jù)證明其知悉、參與實施違 法行為，與違法行為具有因果關系的，應當視情形認定行政 責任。
【基本案情】
（一）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在公 告的證券發(fā)行文件中隱瞞重要事實、編造重大虛假內容
2019年6月13日，甲公司披露《首次公開發(fā)行股票并在 科創(chuàng)板上市招股說明書》（以下簡稱“《招股說明書》”）申報
10稿，所涉會計期間為2016年至2018年。后經(jīng)證券交易所五輪 審核問詢，甲公司進行了多次回復，其中包括將報告期更新 為2017年度至2019年度。2020年4月2日，證券交易所上市委 員會同意甲公司發(fā)行上市（首發(fā)）；2020年6月16日，甲公司 披露《招股說明書》；2020年6月23日，甲公司在科創(chuàng)板上市。
甲公司通過公司或全資子公司浙江乙信息技術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乙公司”）、蘇州丙醫(yī)藥科技有限公司簽訂
虛假合同、開展虛假業(yè)務等方式，2016 年至 2019 年分別虛 增營業(yè)收入 3,557 萬元、7,389 萬元、11,804 萬元、11,479 萬
元，分別占當年披露收入的 49.28%、59.67%、58.36%、 51.87%；2016 年至 2019 年分別虛增利潤總額 2,244 萬元、
3,741 萬元、6,161 萬元、6,528 萬元，分別占當年披露利潤 總額的 104.72%、91.05%、103.24%、67.69%。
《招股說明書》披露，甲公司 2017 年末、2018 年末“非 保本非保收益理財產(chǎn)品”賬面余額分別為 7,100 萬元、14,900
萬元，并記載報告期各期與丁資產(chǎn)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丁公司”）簽訂 2 號、3 號投資合同（《招股說明書》未涉及 2019 年末相關數(shù)據(jù)）。經(jīng)查實，2017 年至 2019 年，甲公司分別買入丁公司私募基金產(chǎn)品 5,000 萬元、8,000 萬元、7,000 萬元私募基金產(chǎn)品，資金實際均轉入關聯(lián)方。甲公司未按規(guī) 定如實披露上述關聯(lián)交易。
《招股說明書》稱“公司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況”。經(jīng) 查實，隋某某通過梅某持有甲公司 600 萬股，通過楊某持有
270 萬股，合計持有 870 萬股，持股比例 13.96%。甲公司未 按規(guī)定如實披露上述股權代持。
（二）甲公司披露的 2020 年、2021 年年度報告存在虛 假記載、重大遺漏
甲公司 2020 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重大遺漏。上市后，甲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乙公司、杭州戊信息技術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戊公司”）簽訂虛假合同、開展虛假業(yè)務， 2020 年虛增營業(yè)收入 15,217 萬元，占當期披露營業(yè)收入的
59.51%，虛增利潤總額 8,247 萬元，占當期披露利潤總額的 88.97%。同年，甲公司、乙公司分別與己資產(chǎn)管理有限公司
簽訂 1 號、3 號資管合同并轉入 1.2 億元，截至 2020 年末， 甲公司通過 1 號、3 號資管合同將 1 億元投向其關聯(lián)方，上 述關聯(lián)交易未按規(guī)定如實在 2020 年年度報告中披露。
甲公司 2021 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甲公司及其全 資子公司戊公司簽訂虛假合同、開展虛假業(yè)務，2021 年虛增
營業(yè)收入 7,104 萬元，占當期披露營業(yè)收入的 21.59%，虛增 利潤總額 2,666 萬元，占當期披露利潤總額的 56.23%。另外， 虛增在建工程 3,632 萬元。
林某、應某是甲公司上述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12員，劉某某等 4 人是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此外，林某作為甲
公司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從事上述違法行為，構成 2019 年《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款所述情形。
【處罰結果】
2023 年 4 月 18 日，中國證監(jiān)會作出〔2023〕29 號行政 處罰決定和〔2023〕10 號市場禁入決定；2023 年 6 月 29 日，
中國證監(jiān)會作出〔2023〕48 號行政處罰決定和〔2023〕20 號市場禁入決定，決定如下：
對甲公司、林某在公告的證券發(fā)行文件中隱瞞重要事 實、編造重大虛假內容的行為：對甲公司處以非法募資金金
額 20%的罰款，即處以 8,100 萬元罰款；對林某作為直接負 責的主管人員，處以 1,000 萬元罰款，作為實際控制人組織、 指使上述行為，處以 2,000 萬元罰款；對應某等 5 人分別處 以 150 萬至 1,000 萬元不等的罰款。
對甲公司、林某 2020 年、2021 年年度報告虛假記載、 重大遺漏的行為：對甲公司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 500
萬元罰款；對林某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給予警告，并 處以 300 萬元罰款，作為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上述行為，
處以 500 萬元罰款；對應某等 5 人給予警告，并分別處以 100 萬至 300 萬元不等的罰款。
林某、應某、劉某某違法情節(jié)嚴重，依法對林某、應某 采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對劉某某采取 5 年證券市場禁
入措施。
【訴訟情況】
甲公司等 7 名當事人不服中國證監(jiān)會作出的行政處罰決 定和市場禁入決定，提起行政訴訟。北京金融法院于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6 月作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一審判決。 6 名責任人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 稱“北京高院”）提起上訴，北京高院于 2024 年 7 月至 10 月作出駁回上訴的二審判決。
【焦點問題】
（一）甲公司欺詐發(fā)行行為跨越 2019 年《證券法》施 行日期，應當適用 2019 年《證券法》進行認定處罰
2019 年《證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條對欺詐發(fā)行行為的構 成要件和處罰幅度作了較大調整，由“不符合發(fā)行條件，以
欺騙手段騙取發(fā)行核準”修改為“在其公告的證券發(fā)行文件 中隱瞞重要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同時大幅加重發(fā)
行人欺詐發(fā)行行為的法律責任。
甲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披露《招股說明書》申報稿。 2019 年《證券法》施行后，陸續(xù)披露《招股說明書》上會稿、 注冊稿等，對前期《招股說明書》進行修改及補充披露，直 14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科創(chuàng)板上市。甲公司上述行為是欺詐 發(fā)行行為的組成部分，跨越 2019 年《證券法》施行日期， 按照法律適用基本原則，應當適用 2019 年《證券法》進行 認定處罰。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高院在相關一審、二審判決 中均確認本案法律適用準確。
（二）當事人既是對發(fā)行人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又作為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相關違法行為的，依法應
當分別認定和處罰
本案中，林某既是甲公司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又是甲公司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甲公司實施涉案行
為。對林某基于不同身份，實施的不同違法行為分別給予處 罰，不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一方面，林某作為甲公司
董事長、總經(jīng)理，實施主持董事會會議、審議報告并在董事 會決議上簽字等行為，對案涉發(fā)行文件、年度報告負有保證
真實、準確、完整的法定義務；另一方面，林某作為甲公司 實際控制人，為達到順利上市目的，先與客戶簽訂虛假銷售
合同，后指定客戶與非關聯(lián)公司、非關聯(lián)公司與其控制的公 司簽訂合同，構成虛假業(yè)務閉環(huán)并配合資金劃轉，體現(xiàn)實際
控制人意志，超出甲公司公司意志的范疇。北京金融法院在 一審判決中指出：一是林某作為甲公司實際控制人和董事
長、總經(jīng)理的行為自然可分，實質上屬于數(shù)個行為；二是林 15某作為甲公司實際控制人對公司欺詐發(fā)行和違法披露信息
所實施的指使行為，不能為甲公司集合意志所涵蓋。由于林 某是基于個人意志指使甲公司實施欺詐發(fā)行和信息披露違
法行為，其意志獨立于甲公司意志，林某的指使行為不能納 入甲公司的概括行為之中評價。北京高院在二審判決中指
出：在案證據(jù)能夠形成證據(jù)鏈，可以證明林某基于甲公司實 際控制人的身份，獨立于甲公司意志，組織、指使甲公司實
施相關違法行為時不存在董事長、實際控制人身份重合問題。
（三）不具有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身份，但知悉、參與實施相關違法行為的人員，應當視情形認定為直接責任
人員
本案甲公司財務經(jīng)理姜某某、子公司項目部經(jīng)理雷某某并非甲公司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但二人知悉、參與
實施違法行為。具體如下：一是姜某某時任甲公司財務經(jīng)理，結合在案主客觀證據(jù)，可以認定其安排下游“客戶”的體外
關聯(lián)方資金劃轉，安排部分虛假業(yè)務的全鏈條收付款，知悉、參與實施本案相關違法行為。二是在案虛假業(yè)務合同、驗收
單據(jù)、工作筆記等主客觀證據(jù)相互印證，可以認定雷某某知悉、參與實施違法行為。北京金融法院一審、北京高院二審
判決支持中國證監(jiān)會上述認定意見。
【指導意義】
（一）明晰認定邏輯，為類案提供參考
本案系 2019 年《證券法》施行后，科創(chuàng)板首批財務造假案件，案情重大，社會關注度高。發(fā)行人通過多道“中轉
公司”，層層嵌套實施財務造假，多種手段并進，復雜、隱蔽。本案通過分析甲公司及其控制的體外公司關聯(lián)情況，比
對銀行流水，穿透資金鏈，認定甲公司構建資金閉環(huán)，相關業(yè)務不存在商業(yè)實質。通過逐環(huán)拆解甲公司的造假伎倆，對
“全鏈條財務造假”類案查處的證明標準和認定邏輯有較大借鑒意義和示范效應。
（二）懲首惡，體現(xiàn)“長牙帶刺”
2019 年《證券法》大幅加重證券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對發(fā)行人欺詐發(fā)行且已經(jīng)發(fā)行證券的，罰款從非法募資金額
的 1%至 5%提升到 10%至 1 倍，對直接責任人員的罰款從 3 萬元至 30 萬元提升到 100 萬元至 1,000 萬元。對信息披露義 務人違反持續(xù)信息披露義務的，罰款最高可達 1,000 萬元，對直接責任人員的罰款最高可達 500 萬元?？毓晒蓶|、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前述行為的，罰款金額相應提升。本案嚴格遵循嚴厲打擊“關鍵少數(shù)”精神，用足用好 2019 年《證券法》，從嚴懲治財務造假，對甲公司實際控制人、董事長“首惡”給予頂格罰款，傳遞“零容忍”鮮明信號，實現(xiàn)了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統(tǒng)一，形成強力震懾，切 實維護了投資者合法權益。
（三）追幫兇，體現(xiàn)過罰相當
本案行政處罰秉持“實質重于形式”理念，堅持“過罰相當”原則，對不具有上市公司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
身份的人員，知悉、參與實施財務造假相關行為，與案涉欺詐發(fā)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guī)事項存在直接關聯(lián)的，依法認定
為直接責任人員，為類案行政責任認定理順邏輯，不斷強化對造假責任人員的追責力度，激發(fā)企業(yè)“內生動力”，營造
崇尚誠信、不做假賬的良好市場環(huán)境。
（四）開創(chuàng)證券特別代表人訴訟訴中調解先河，為有效保護投資者權益提供實踐范本
2023 年 4 月，投資者對甲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直接責任人員、中介機構等提起民事訴訟；2023 年 7 月，中證中小
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小投服”）根據(jù)權利人的特別授權，申請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上海金融法
院決定該案適用特別代表人訴訟程序；2023 年 12 月，甲公司特別代表人訴訟以訴中調解方式結案，中小投服代表 7,195
名適格投資者獲 2.85 億元全額賠償。該案系全國首例涉科創(chuàng)板上市公司特別代表人訴訟，涉訴主體范圍廣、爭議問題多
且復雜。上市公司的主體責任、中介機構的“看門人”責任以及實際控制人的個人責任均有所體現(xiàn)。該案充分發(fā)揮特別
代表人訴訟“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制度優(yōu)勢，高效化解了群體性糾紛，節(jié)約訴訟資源，大幅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
切實踐行“投資者是市場之本”的理念。
【相關規(guī)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19 年修訂）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百二十一條
《證券市場禁入規(guī)定》（證監(jiān)會令第 185 號）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
明某、石某內幕交易案
（指導性案例 3 號）
【關鍵詞】
內幕交易 刑事回轉行政 證據(jù)轉換
【處罰要旨】
本案是一起刑事回轉行政的內幕交易案件。刑罰與行政處罰是對不法行為兩種不同的規(guī)制方式，司法機關對當事人
內幕交易行為不追究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責任，不直接影響證券監(jiān)督管理機構作出行政處罰。對刑事案件依法獲取的證
據(jù)，經(jīng)審查符合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lián)性要求的，可以作為行政案件的證據(jù)使用。
【基本案情】
2014 年 7 月 17 日，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實際控制人黃某某，致函甲公司第二大股東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公司”），委托乙公司代為尋找合適的收購方，對甲公司進行重組。甲公司籌劃相關重大資產(chǎn)重組事宜，屬
于 2005 年修訂的《證券法》（以下簡稱“2005 年《證券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第二項規(guī)定的“公司的重大投資行為和重大的購置財產(chǎn)的決定”，根據(jù) 2005 年《證券法》第七十五條 第二款第一項規(guī)定，上述信息在公開前屬于內幕信息。內幕信息敏感期的起點不晚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2015 年 1 月 9 日甲公司發(fā)布含有較為明確重組框架內容的重大資產(chǎn)重組繼續(xù)停牌公告，因此內幕信息敏感期終點為 2015 年 1 月 9 日。2014 年 8 月起，薛某某作為中間人參與甲公司重組，屬 于甲公司重組內幕信息知情人。根據(jù)安徽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認定的事實，陳某某從薛某某處非法獲取內幕信 息，系非法獲取內幕信息人員，陳某某知悉內幕信息時間為 2014 年 9 月 20 日。
明某、石某與陳某某均為安徽某事務所股東兼同事，日常聯(lián)絡接觸密切。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明某買入甲公司股
票 8.98 萬股，內幕信息公開后全部賣出，獲利 208.43 萬元。
石某買入甲公司股票 11 萬股，內幕信息公開后全部賣出， 獲利 214.2 萬元。
【處罰結果】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中國證監(jiān)會安徽監(jiān)管局作出〔2022〕 6 號、〔2022〕7 號行政處罰決定，認定明某、石某上述行為
違反了 2005 年《證券法》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六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構成 2005 年《證券法》第二百零二條所述的內幕
交易行為。根據(jù)當事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jié)和社會危害程度，依據(jù) 2005 年《證券法》第二百零二條的規(guī)定，
決定分別沒收二人違法所得，合計罰沒 845.3 萬元。
【訴訟情況】
明某、石某不服中國證監(jiān)會安徽監(jiān)管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向合肥高新技術產(chǎn)業(yè)開發(fā)區(qū)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合肥
高新區(qū)人民法院”）提起一審訴訟，合肥高新區(qū)人民法院于2023 年 5 月 31 日作出駁回明某、石某訴訟請求的行政判決。
明某、石某不服一審判決，向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作出駁回上訴的二審判決。此后，明某、石某相繼向安徽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安徽高級人民法院分別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10 月 16 日就明某、石某案作出駁回再審申請的行政裁定。
【焦點問題】
（一）對刑事回轉案件作出行政處罰于法有據(jù)
《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規(guī)定，違法行為涉嫌犯罪的，行政機關應當及時將案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對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或者免予刑事處罰，但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司法機關應當及時將案件移送有關行政機
關。中國證監(jiān)會有權依據(jù)《行政處罰法》《證券法》的規(guī)定開展調查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從行刑銜接的角度看，刑罰
與行政處罰是對不法行為兩種不同的規(guī)制方式，刑事司法程序和行政處罰程序不同，證明標準亦不相同。本案中，司法
機關對當事人內幕交易行為免予追究刑事責任，乃系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是否達到刑事追訴標準或是否構成犯罪作
出的獨立判斷，并不直接影響后續(xù)行政處罰程序的進行。本案相關刑事證據(jù)材料系行政機關依法取得，相關證據(jù)材料所
載內容與案件事實密切相關。對于當事人在公安機關所作筆錄，行政機關在向當事人詢問時已經(jīng)其本人核對。當事人未
提交足以推翻現(xiàn)有證據(jù)的相反證據(jù)。在案相關刑事證據(jù)符合證據(jù)“三性”標準，可以作為行政證據(jù)使用。
同時，違法違紀行為的發(fā)現(xiàn)主體包括處罰機關或有權處罰的機關，公安、檢察、法院、紀檢監(jiān)察部門等都是行使社
會公權力的機關，上述任何一個機關發(fā)現(xiàn)違法行為均可視為違法行為“被發(fā)現(xiàn)”。本案內幕交易行為發(fā)生于 2014 年 9 月，根據(jù)在案證據(jù)，2015 年 7 月當事人因涉嫌內幕交易犯罪被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此時其違法行為已被有權機關發(fā)現(xiàn)，距離內幕交易發(fā)生時點未滿二年，不存在超過行政處罰時效問題。合肥高新區(qū)人民法院、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合肥兩級法院”）在行政訴訟一審、二審判決中確認本案的法律適用和證據(jù)認定符合法律規(guī)定。
（二）通過聯(lián)絡接觸和異常交易等事實可以確認當事人內幕交易行為成立
2005 年《證券法》規(guī)定，禁止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利用內幕信息從事證券交易活
23動。本案中，當事人認為其既不屬于內幕信息知情人，也不屬于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不是內幕交易的違法主體，涉
案行為不構成內幕交易。
我們認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證據(jù)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法發(fā)〔2011〕225 號），
人民法院在審理證券內幕交易行政處罰案件時，應當考慮到該類案件違法行為的特殊性、隱蔽性，允許監(jiān)管機構適當向
原告轉移部分特定事實的證明義務。在行為人并非法定內幕信息知情人，又無直接證據(jù)證明其非法獲取了內幕信息并實
施內幕交易的情況下，有證據(jù)證明行為人在內幕信息公開前與內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曉該內幕信息的人聯(lián)絡、接觸，其證
券交易活動與內幕信息高度吻合，且不能作出合理說明或者提供證據(jù)排除其存在利用內幕信息從事相關證券交易活動
的，即可確認內幕交易行為成立。本案實質是通過間接證據(jù)認定當事人非法獲取內幕信息并實施內幕交易行為，當事人
是內幕交易的違法主體。合肥兩級法院在行政訴訟一審、二審判決中支持上述認定。
（三）行政處罰案件應當達到相應證據(jù)標準
當事人以案件證據(jù)未達到證據(jù)標準為由否定內幕交易的成立。首先，本案認定內幕信息傳遞的事實已達到相應證
據(jù)標準。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jù)若干問題的24規(guī)定》（法釋〔2002〕21 號）第七十條的規(guī)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或者仲裁機構裁決文書確認的事實，可以作為定案依據(jù)。”本案中，根據(jù)刑事裁定書認定事實和結論，陳某某從薛某某處獲知甲公司內幕信息，系非法獲取內幕信息人員，內幕信息傳遞時間、路徑、人員清晰，在案證據(jù)直接
證明陳某某知曉該內幕信息。其次，當事人否認用間接證據(jù)認定內幕交易。在行政案件中，核心不在于是否采用間接證
據(jù)，而在于是否達到“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的證據(jù)標準。合肥高新區(qū)人民法院在一審判決中指出，現(xiàn)有證據(jù)已形成完
整的證據(jù)鏈，足以認定當事人的違法行為。
【指導意義】
（一）對內幕交易行為“零容忍”
資本市場是一個“信息+信心”的市場。內幕交易行為利用內幕信息謀取非法利益，使證券交易信息失去平等性和
及時性，嚴重擾亂證券市場秩序，削弱廣大投資者信心，影響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的正常發(fā)揮，世界各國均將其作為重
點打擊對象。我國《證券法》作為證券市場的基礎性法律，自 199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以來一直將嚴厲打擊內幕交易行
為作為規(guī)制重點，2019 年新修訂的《證券法》進一步加大對內幕交易行為的打擊力度，除沒收違法所得外，罰款倍數(shù)從
1 倍至 5 倍調整為 1 倍至 10 倍，顯著提升違法違規(guī)成本。2021年 7 月，中辦、國辦聯(lián)合印發(fā)《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要求對資本市場欺詐發(fā)行、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重大違法案件堅持“零容忍”，進一步強化對內幕交易行為的立體式追責，包括刑事、行政、民事責任的承擔。
按照《行政處罰法》相關規(guī)定，對于刑事回轉行政內幕交易案件，司法機關對當事人不追究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責任，并
不直接影響行政處罰程序的進行。從行政執(zhí)法角度，如果現(xiàn)有證據(jù)足以證明當事人構成內幕交易，行政機關必將嚴肅查
處。
（二）刑事回轉案件的證據(jù)銜接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guī)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zhí)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shù)據(jù)
等證據(jù)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缎姓V訟法》雖未對刑事回轉案件的證據(jù)銜接作出明確規(guī)定，但《行
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除規(guī)定行刑案件雙向移送外，還明確規(guī)定“行政處罰實施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應當加強協(xié)調配
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加強證據(jù)材料移交、接收銜接”。
2024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中國證監(jiān)會聯(lián)合印發(fā)的《關于辦理證券期貨違法犯罪案件工作若
干問題的意見》，對證券期貨案件行刑反向銜接程序、證據(jù)轉化等均作了明確規(guī)定。此外，中國證監(jiān)會《證券期貨違法
26行為行政處罰辦法》（證監(jiān)會令第 186 號）第十八條規(guī)定，司法機關、紀檢監(jiān)察機關、其他行政機關等保存、公布、移交的證據(jù)材料，經(jīng)審查符合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lián)性要求的， 可以作為行政處罰的證據(jù)。因此，在刑事回轉案件的辦理中， 對刑事案件依法獲取的證據(jù)，在做好相應轉換工作后，可以 作為行政案件證據(jù)直接使用。在證據(jù)轉換上，要關注刑事偵 查取證程序，履行好證據(jù)移交程序，并做好依法審查證據(jù)“三 性”等相關工作。
【相關規(guī)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 年修正）第五十 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2021 年修訂）第二十 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05 年修訂）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六條、第二百零二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jù)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 （法釋〔2002〕21 號）第七十條
《證券期貨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證監(jiān)會令第 186 號）第十八條
孟某某、楊某某操縱證券市場案
（指導性案例 4 號）
【關鍵詞】
信息型操縱 主觀故意認定 客觀行為表現(xiàn)
賬戶控制關系
【處罰要旨】
本案是一起信息型操縱市場案件，亦是因非公開發(fā)行引發(fā)的大股東通過控制信息披露節(jié)奏操縱上市公司股價的案
例。當事人通過控制利好信息和利空信息的發(fā)布節(jié)奏，操縱交易價格和交易量，精準減持從而保證信托計劃的順利退
出。本案確立了信息型操縱主客觀要件的判斷方法，對統(tǒng)一類案處理行政執(zhí)法標準、規(guī)范金融市場秩序具有指導意義。
【基本案情】
上市公司甲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 實際控制人孟某某和董事會秘書楊某某合謀操縱甲公司股
價。
2013 年，孟某某作為甲公司時任董事長、實際控制人， 為保證甲公司非公開發(fā)行成功，向參與甲公司股票發(fā)行而成
立的信托計劃提供保底承諾。經(jīng)商定，由乙信托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乙公司”）成立結構化集合信托計劃參與非公開發(fā)行，8并成立 8 號信托計劃（以下簡稱“8 號信托”）。隨后，孟某 某借用廊坊市丙工程有限公司名義認購 8 號信托的 B 類劣后 級份額 5,378 萬元，同時與乙公司簽訂《股票質押合同》， 以 11,200 萬股為 8 號信托提供收益保底承諾，保證本金和 12.5%的年化收益。8 號信托作為單一委托人，委托丁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設立資產(chǎn)管理計劃參與甲公司非公開發(fā)行，以 69,998.28 萬元認購 11,164 萬股。
2014 年 12 月，8 號信托即將到期，甲公司股價無法滿足信托約定收益，孟某某為避免信托虧損并承擔擔保責任，
由甲公司時任董事會秘書楊某某聯(lián)絡韓某某等發(fā)起設立 9 號 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以下簡稱“9 號信托”），以 83,000 萬元
受讓8號信托的受益權，從而9號信托間接持有甲公司11,164 萬股。韓某某控制的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具有 9 號信托的投
資建議權，下達交易指令。
孟某某、楊某某為避免 9 號信托虧損以及承擔擔保責任， 操控信息發(fā)布節(jié)奏，同時說服胡某某通過設立“增穩(wěn) 2 號定
向資產(chǎn)管理計劃”（以下簡稱“增穩(wěn) 2 號”）出資增持公司股票， 利用增穩(wěn) 2 號進行股票交易，從而操縱甲公司股價。具體情況如下：
2014 年 11 月 5 日，甲公司發(fā)布公告稱擬收購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己公司”）股權。2015 年 7 月 9 日“擬
終止重組己公司的信息”具備公告條件，但甲公司并未及時 公告，直至 2015 年 8 月 12 日收市后才披露前述擬終止重組 信息。
同時，在孟某某、楊某某推動下，甲公司陸續(xù)在 2015 年 7 月 8 日盤后發(fā)布“業(yè)績預增”、“股東擬增持”兩項利好
信息。同月 10 日甲公司發(fā)布“員工持股計劃議案”。上述三 項利好信息發(fā)布，推高了甲公司的股價。此外 2015 年 7 月 16 日至 8 月 12 日，楊某某先后多次操控增穩(wěn) 2 號增持甲公 司股份，并在增穩(wěn) 2 號增持數(shù)量未達到強制披露標準的情況 下，推動甲公司自愿性披露了胡某某增持進展情況。
在此期間，楊某某與韓某某多次電話溝通，共同設定 9 號信托賣出目標價格，9 號信托通過連續(xù)競價交易和大宗交
易多次減持甲公司股份。截至 2015 年 8 月 12 日，9 號信托 將間接持有的 11,164 萬股甲公司股份全部清空。最終，孟某 某、楊某某通過 9 號信托共獲違法所得 1.96 億元，增穩(wěn) 2 號 證券賬戶實際虧損 1.4 億元。孟某某、楊某某的違法所得為 5,659 萬元，其中楊某某分得違法收益 2,599 萬元。
【處罰結果】
2020 年 11 月 2 日，中國證監(jiān)會作出〔2020〕93 號行政 處罰決定和〔2020〕18 號市場禁入決定，認定孟某某、楊某
某上述行為違反 2005 年修訂的《證券法》（以下簡稱“2005 30年《證券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guī)定，構成 2005 年《證券法》第二百零三條所述操縱證券市場的行為。根據(jù) 當事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jié)與社會危害程度，依據(jù) 2005 年《證券法》第二百零三條的規(guī)定和《證券市場禁入規(guī) 定》（證監(jiān)會令第 115 號）第五條的規(guī)定，決定沒收孟某某、 楊某某違法所得，并處以三倍罰款，合計罰沒 2.26 億元。同 時，分別對孟某某、楊某某采取 10 年、3 年證券市場禁入措 施。
【訴訟情況】
楊某某不服行政處罰決定和市場禁入決定，向北京金融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北京金融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作出
一審判決，駁回楊某某訴訟請求。楊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高院”）先后
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6 月 15 日作出駁回上訴的二審判決。 此后，楊某某向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申請監(jiān)督，北京市人民檢 察院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作出不支持其監(jiān)督申請的決定。
【焦點問題】
（一）關于信息型操縱主觀故意的認定
在認定行為人操縱的主觀意圖時，需分析案件全貌，考 量行為人是否具有操縱動機、發(fā)布信息行為和交易行為是否
圍繞特定目的、操縱后的表現(xiàn)等，綜合客觀事實和行為判斷 其是否有操縱故意。
本案中，孟某某、楊某某二人具有明顯的操縱主觀故意：
第一，當事人存在操縱動機。孟某某為確保非公開發(fā)行成功， 通過股票質押等方式為信托計劃等提供收益保底承諾，具有 促使股價達到預定價格的內在動力。同時，孟某某在事前曾 向楊某某承諾，如 9 號信托產(chǎn)品不虧損，即給楊某某獎勵， 且事后孟某某履行承諾，實際向楊某某支付了 2,599 萬元作 為獎勵。孟某某和楊某某具有確保孟某某不因 9 號信托產(chǎn)品 虧損承擔擔保責任的操縱動機。第二，當事人設定交易目標， 操縱價格意圖明顯。楊某某與韓某某達成了在甲公司股價為 10 元/股時賣出的目標價格，在該價位賣出甲公司股票可以 實現(xiàn)孟某某不因 9 號信托產(chǎn)品虧損承擔擔保責任的目的。第 三，當事人存在操縱市場的客觀行為。二人通過積極披露利 好信息、拖延發(fā)布利空信息的方式控制信息發(fā)布節(jié)奏，并操 縱增穩(wěn) 2 號連續(xù)大量買入甲公司股票，配合 9 號信托連續(xù)、 集中、高位減持。綜合二人操縱動機、意圖、行為等，能夠 認定當事人具有操縱的主觀故意。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高院 在本案行政訴訟的一審、二審判決中確認中國證監(jiān)會對孟某 某、楊某某二人操縱故意的認定。
近年相關法律的修訂趨勢表明，當事人的主觀故意是認 定違法行為的重要考量因素。2021 年修訂的《行政處罰法》
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要求對當事人給予處罰時應當考量主觀過 錯；2019 年修訂的《證券法》（以下簡稱“2019 年《證券法》”） 第五十五條明確操縱市場“意圖影響”的主觀要件。本案判 斷主觀故意的考量維度和認定邏輯，對認定信息型操縱提供 重要借鑒。
（二）關于信息型操縱的客觀行為表現(xiàn)
信息型操縱市場是通過控制披露信息的內容和節(jié)奏，影響或意圖影響證券價量的操縱行為。若行為人釋放虛假信息
或控制信息發(fā)布節(jié)點、節(jié)奏、內容等，影響了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證券交易量，其操縱市場的目的就已經(jīng)得以實現(xiàn)。然而，
實踐中行為人僅通過發(fā)布信息影響市場價量存在一定困難，通常有行為人為了鞏固信息發(fā)布效果或獲取不正當利益，配
合信息發(fā)布在二級市場進行交易，從而更好實現(xiàn)操縱目的。該配合交易行為可以佐證信息型操縱的成立，但并非認定信
息型操縱的核心要件。本案即為既有控制信息發(fā)布節(jié)奏、又有二級市場交易配合的情形。
本案中，楊某某實際控制了信息發(fā)布節(jié)奏，該行為與證券交易價格或證券交易量非正常變化存在因果關系，構成操
縱證券市場行為，主要包括：第一，延遲發(fā)布利空信息。甲公司“擬終止重組己公司”利空信息在 2015 年 7 月 9 日已
具備公告條件，在楊某某推動下，甲公司未及時公告上述信息，至 2015 年 8 月 12 日收市后才予以公告。第二，集中披
露利好信息。在孟某某、楊某某的推動下，甲公司主動披露 “業(yè)績預增”、“二股東胡某某增持”、“員工持股計劃”等利 好信息。2015 年 7 月 8 日盤后，甲公司發(fā)布了《2015 年半 年度業(yè)績預增的公告》和《關于股東擬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兩項利好信息。同月 10 日甲公司發(fā)布了《甲公司員工持股 計劃（草案）》的議案。上述三項利好信息的發(fā)布，讓甲公 司股價連續(xù) 4 個交易日漲停，推高了甲公司的股價。第三， 披露二級市場增持信息，助力實現(xiàn)操縱目的。2015 年 7 月 18 日和 7 月 30 日，在增穩(wěn) 2 號持股數(shù)量未達到強制披露標 準的情況下，甲公司自愿披露胡某某增持進展情況拉抬股價。
對比前述利空和利好信息的發(fā)布節(jié)奏，可以明顯看出，楊某某對于利好信息采取的是“當天發(fā)布”、“未達到披露標
準即自愿性披露”等方式，而對于利空信息則“推遲發(fā)布”。
與此同時，本案孟某某、楊某某二人還通過實際控制增穩(wěn) 2 號的增持行為推高股價，以配合 9 號信托在目標價格下減持， 可通過上述事實認定其操縱證券市場的違法行為。
【指導意義】
（一）準確把握信息型操縱主客觀要件，嚴厲打擊操縱證券市場違法行為
信息型操縱的行為人通過控制信息披露的節(jié)奏、有意識釋放助推股價的信息等不正當手段，誘導投資者從事交易，
意圖通過向市場釋放信息來謀求利潤。判斷是否構成信息型操縱行為，主要分析行為人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兩方面。一
方面，關于主觀因素，應當對操縱期間的系列行為進行整體評價，綜合分析行為人的操縱動機、操縱目的以及操縱后主
觀狀態(tài)等，以及通過發(fā)布信息和二級市場配合交易的行為進而判斷主觀意圖。另一方面，關于客觀行為，主要考察行為
人如何借助信息優(yōu)勢，通過控制、操縱信息內容的發(fā)布時點、節(jié)奏從而影響證券交易價量。
操縱證券市場行為危害資本市場秩序，信息型操縱因其與信息披露行為相關而危害性更廣，2019 年《證券法》將此
規(guī)定為一種操縱市場行為類型。依法從嚴從快從重查處操縱市場等重大違法案件，有效打擊信息型操縱市場違法行為，
有利于更好地維護資本市場秩序。
（二）交易決策權可以作為認定賬戶控制關系的判斷依 據(jù)
參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
〔2019〕9 號）第五條，交易決策權的歸屬可以作為判斷賬戶控制關系的依據(jù)。在賬戶控制關系認定方面，本案結合楊
35某某與韓某某約定減持目標價格、信托計劃賬戶賣出價格與楊某某要求基本一致等主客觀事實，最終確定信托計劃賬戶
在特定價格的交易決策是按楊某某的意愿進行，交易決策權歸屬于楊某某，精準鑒別違法行為。上述認定思路經(jīng)過司法
審查，最終獲得一審法院與二審法院的支持。
【相關規(guī)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2021 年修訂）第三十 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05 年修訂）第七十七條、 第二百零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19 年修訂）第五十五條、 第一百九十二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操縱證券、 期貨市場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9〕
9 號）第五條
《證券市場禁入規(guī)定》（證監(jiān)會令第 115 號）第五條 36